「對話」似乎是西方較為熟練的一種溝通模式。兩個人站在平等地位，傾其所知，你一言我一語，有時抬槓，有時詠讚，喋喋不休，其樂融融。西洋傳統裡，此事其來有自，可遠溯自蘇格拉底教學法（Socratic method）、柏拉圖《對話錄》，到了近世十七、八世紀，「沙龍」興起，那就不僅對話，更且有機智美貌的女主人充當引言，好讓野馬順韁，話不離題。
東方人不時興對話，重的是「語錄」，成篇累牘的「子曰」，努力宣揚自我理念。偶見「答客問」一類文體，那也僅是周伯通的把戲，一人分飾二角，自問自答，目的與語錄相似，都是有溝無通，只灌不汲，單向道式的。語錄不容人插嘴，若想介入，僅能「註解」、「箋釋」，以己之心，揣摩聖人之意，代聖人發言耳。
肯定行的對話
或許因為這一傳統背景的差異，遂致不少中文讀者，讀起「對話」形式的書籍，總有格格不入之感，甚至覺得蕪雜無根，抓不到重點。實者，好的對話宛如「從山陰道上行，山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或者說，就像一本雜誌，也許無法講得太深入，但總能讓你的視野開闊起來。運氣更好的時候，吉光片羽的灑落，隻字片語的點醒，竟能讓人頓悟猛醒，豁然開朗，得見一片朗朗晴空。──當然，這還得看對話的是什麼人？若是安伯托．艾可（Umberto Eco）與尚-克洛德．卡里耶爾（Jean-Claude Carrière）的話，那肯定行！
艾可大名滿天下，才情高妙，意趣深遠，乃達文西一脈的「文藝復興人」（Renaissance Man）。他既是學者，也是小說家，能寫專業人士才看得懂的符號學論文，也能創作出雅俗共賞的暢銷小說、隨筆文章。更重要的是，對世界充滿了好奇心，任何新玩意出現，他總要設法看一看。一九八○年代，個人電腦方才出籠，他即刻搬了一個回家，埋頭玩了起來。那時，他五十出頭，現在都快八十了，依然興致勃勃，與網路為友，樂此不疲。
這樣一個似乎只能「採訪」，只可「我說你聽」的大師級人物，又有誰能與他「平等」對話呢？卡里耶爾大概是少數之一了。
卡里耶爾比艾可大一歲，是西班牙導演布紐爾最欣賞的編劇，也是法國國家電影學院創始人。他寫過7個舞台劇，30本書，80個電影劇本。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的《布拉格的春天》（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鈞特‧葛拉斯（Gunter Grass）的《拒絕長大的男孩》（The Tin Drum）都虧他出手，方得在銀幕綻放光芒。與他共事的，布紐爾之外，英國的彼得‧布魯克（Peter Brook），日本大島渚，均屬大師級人物。此人雖以電影、戲劇著稱，實乃狄德羅之流「百科全書式人物」，關於這點，從他能將印度史詩《摩訶婆羅達》改編成劇本，還可與達賴喇嘛對話佛學，即可略窺一斑。
勢均力敵，相激相盪
卡里耶爾得以跟艾可平起平坐，嗆聲吐嘈毫不在乎，隨聲附和不卑不亢，多年交誼之外，根本原因還在於兩人都是重量級的書痴，嗜書如命，家中收藏，無論質量，差可比擬。論學識之淵博，見識之多廣，只怕誰也不輸誰。也因此，談起「書與閱讀」這件事來，勢均力敵，相激相盪，你一個掌故，我一件往事，唇槍舌戰，妙趣橫生。內行的，自有門道機鋒可看可想，對西洋文史不是那麼嫻熟者，光摭拾兩位老先生的如珠妙語，也可鬧熱滾滾了。
此書浩浩蕩蕩，尺幅千里。兩位老先生上下千餘年，縱橫了無礙，先從電子書談起，論及最紅火的紙本書命運，然後由文化載體的變遷、資訊與記憶的過濾、被遺忘的作家與作品、蒐羅珍本古籍的經驗、珍藏之最愛、虛榮的出版與文本所見的蠢話……一路談到禁書封網焚書、藏書的整理，乃至最後身為愛書人幾乎都必得告白的「人死了，書怎麼辦？」信手拈來，不是故事，就是學問；機智幽默，遍地開花，讓人嘆為觀止。然而，其言外之意，或說智者之所以為智者的本質，或更有值得一談。
電腦興，網路起。人類以十倍速往前衝決，資訊不停爆炸，既有知識體系正在逐漸消融重整。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此前一個知識人的生命，「過去」、「現在」、「未來」三等分，均衡緩慢前進。如今形勢丕變，「未來」一直來，「現在」僅能招架，「過去」則被遺忘在用後即棄的資訊廢堆之中。換言之，身處資訊革命之中的現代人不停向前看，拼命「更新」，不斷壓縮「現在」，認定「未來」就是答案，毫不在乎或說不自覺地竟與「過去」斷裂了。此種斷裂所帶來的結果，便是往往以「有限的視野」去論斷時代的趨勢，用白話說，就是「短視」！
艾可與卡里耶爾的對話，最讓人印象深刻地，或由於其年紀，但更可能是其智慧，就是視野寬廣，總能以一個更大的時間尺幅去看待正在發生的事件，從而判斷可能的趨向。最明顯的，當然就是「書的命運」一事了。
儘管未來學家們信誓旦旦宣稱關於未來十五年的「四大預言」：一、原油價將飈升至每桶五百美元；二、水資源嚴重短缺，水將成為可交易商品；三：非洲將崛起；四、書將徹底消失。兩位老先生卻異口同聲反駁：「書不會死！」原因是，從歷史來看，書歷經過一次又一次的焚火浩劫，風吹雨打雪滿頭，始終屹立不搖。沒有理由在這一次裡挺不過去。艾可認為：
書就跟湯匙、槌子、輪子或剪刀一樣，一旦發明了這些東西，就想不出更好的了。……。書已經通過了考驗，在同樣的用途上，我們看不出要怎樣做才能做出比書更好的東西。或許書的組成要素會有所演變，或許那些書頁不再是紙做的。可是書終究是書。
卡里耶爾則從其專業立場，回顧磁帶、CD、DVD的變遷過程，再以朋友家中地窖保存了十八部老電腦好播放老電影軟體為例，說明了「不停更新升級」的電子產品形式，有多麼不可靠。最後更直指死穴發招：「未來我們有沒有足夠的能源可以讓這些機器運轉，都還是未知數呢。」「相對地，當所有視聽類文化財產都消失的時候，我們都還可以讀書，白天可以讀，或是晚上點著蠟燭讀。」
多聞闕疑的讀書人本色
這種寬廣的視野，字裡行間隨處可見。譬如，兩人時不時總會談到記憶與歷史的過濾篩選這件事，不斷提醒我們，今天我們所讀到的經典，其實是經過時間披瀝的，得能存留下來，當然珍貴。但更好的作品，也可能躲不過時間的淘汰，已被丟棄掉了。順著這個脈絡，卡里耶爾又一拳打向電腦：
如果現在我們掌握了一切的一切，不經篩選，我們在終端機上擁有無限量資訊，那麼記憶是什麼？這個詞的意義為何？當我們身邊有個電子僕人可以回答我們所有問題，甚至連我們問不出來的問題它也知道答案，那還有什麼是我們該知道的？當我們的輔助器具什麼都知道，無所不知，那還有什麼是我們該學的？
僅此看來，兩位老先生彷彿是「反科技論者」，其實不然，他們只是典型「不疑處有疑」而已。要不，艾可也不會斬釘截鐵地說，一旦失火，他搶先要做的是「拔下我兩百五十G的外接硬碟，裡面有我這三十年來寫的所有東西。」
多聞闕疑，可說是兩位老先生的讀書人本色，對話精髓所在。因為「闕疑」，於是有了一種寬容，能以更大的胸襟去包容天地萬事萬物，包括此書最有意思，兩人都愛收藏的「荒唐書」，從而「歌頌蠢話」這件事。這些愚蠢的文本，包括過去幾百年裡關於科學的、政治的、種族的、文學的各種偏見與謬誤。這些為人所嘲弄乃至不屑的古籍，早經蓋棺論定，又有什麼好珍惜的？兩人的回答意旨悠遠：除了可以審視研究「書的神聖化」這一命題，更重要的，乃是理解「人的限制，人的缺陷」，提醒自己，「我們關於過去的知識來自白痴、笨蛋或敵人」者所在多有。這樣做，艾可說：「其實是非常有益健康的。」
「人死了，書怎麼辦？」這恐怕是所有愛書人、書商或圖書館長都想從艾可跟卡里耶爾這種重量級的藏書家口中套出答案的一個問題。對話最後，兩人也都老實回答了。一個將交由妻子和女兒全權處理，一個僅希望成套藏書不要分散，捐給圖書館或拍賣，都無不可。緣起緣滅，書聚書散，這是書的命運，沒什麼好說的。但不管怎麼散，總也有一二本是一路相隨，最後才分手道別的。這種書不多，需得智慧滿溢，耐讀耐思索才行。讀者諸君手邊若還沒有，容我提醒，你正要看的這本即是，千萬不要擺脫！
附記，此文為《別想擺脫書》推薦序文，該書由尉遲秀翻譯，已由皇冠出版公司出版。
本文引用自 天上大風 http://blog.roodo.com/fishhead/archives/13110687.html